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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 不是所有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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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 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工业革命中获益
发布人: 菲律宾申慱sunbet平台 来源: 菲律宾申慱sunbet网址 发布时间: 2020-08-06 10:31

  “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下,所有这些(机器方面的)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然而,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中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量化历史研究绕不开工业革命。一方面,如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所言:“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真正重要的事,那就是工业革命”。革命前后,人类社会整体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有着天壤之别;另一方面,或许是出于“以史为鉴”的思,当代人也喜欢为新技术涌现的时期冠上“工业革命”的称号:比方说,有人将互联网普及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呼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许多思想者由此热切期待社会的又一次“跃进”。

  然而,只从社会整体、长时段的角度观察这一变革,结论或许会失之粗疏。如开头恩格斯所言: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工业革命中收益。经过精密的调研,恩格斯进一步发现:在1830年代前后,作为当时社会的大多数的工人,不仅收入微薄、工作繁重、医疗条件恶劣,还受在方面的挞伐。相比之前“平静的田园生活”,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因“革命”得到了改善。尽管社会在长期中确实取得了发展,但正如凯恩斯所言:“长期中,我们都死了”。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工业革命,我们需要切出更精细的“剖面”这恰恰是量化历史学者近年来热忱投身的领域之一。本文将分三个部分介绍相关方向的:首先,部分经济史学者曾断言,英国工人阶层的高工资是工业革命的动因。面临雇佣成本的上升,工厂主在竭尽心力寻找新的动力来源的同时,还投资发展技术。同时,薪酬增加的工人增加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然而,最近发表的新研究为这一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其次,工业革命究竟对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尤其是占据人口主体的工人阶层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将分两个方面阐释这一点:一是收入的变化。围绕19世纪前期英国工人收入的增幅,学术界的相关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不过,从较近的看:在这段时期内,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可能相当缓慢;二是物价的变化。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未必为导致各类商品的价格以相同步调下降;恰恰相反,富裕阶层消费的商品,降幅通常会更大。

  最后,既然“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当代思想家常用的修辞,比较过去与当下、探究以上“精密切面”对今日的就显得更加重要。实际上,包括差距增加、劳动所得报酬下降、富裕阶层消费品价格加速下降在内,工业革命前后一系列值得担忧的现象都可在今天找相应的类比。尽管二者间亦存在差异当代的技术变革,对就业岗位绝对数量的冲击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大,前述现象在历史上引发的社会后果,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学术界对“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这一问题提出了多种解释,“高工资”一直是其中相当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以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表述为例:“旨在减少雇工量的各种新技术、新发明之所以变得日益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动。这就足以推动各类创新和发明的着眼点都对准同一个方向尽量减少使用那些价格变得越来越贵的生产要素,转而寻求其他可以节省开销的生产方式。”

  纺织业是典型的例子。在2009年发表的研究中,经济史学者艾伦估算了16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初期,英国劳动力价格与资本价格的比值变化。这里,劳动力价格自然是织工的平均工资,资本价格则是当时投资工坊的几种常用材料铁、砖石与软木的均价的加权。计算结果显示:在1550年前后,英国的这个比值大致是1,和法国几乎相同;然而,到18世纪后期,英国的这个数字飙升到2,法国的这个比值则下降到不足1。

  承继希克斯的观点,艾伦指出:劳动力相对资本价格的显著上升,是纺织业众多技术进步的原动力。以珍妮纺纱机为例,通过将纺锭的安装由水平变为竖直,织工得以同时旋转多个纺纱轮、加快纺纱进程。在《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一书中,艾伦估算了这一发明对改进纺织业生产率的效果:早期的通用机型一般可以将纺纱效率提高3倍。这一发明在英国大受欢迎:短短十几年间,英国各地已有20000余台珍妮机投入实际生产。

  艾伦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一发明只在英国广泛呢?珍妮机很贵,每台均价约为70先令;相比之下,老式纱机的单台成本甚至不足1先令。在英国这样工资相比资本价格高企的地区,购置资本显得较为划算:同样是根据艾伦的计算,一台珍妮机的价格,仅仅相当于织工约134天的工资。按照珍妮机平均长达10年的工作寿命,以及当时织工的平均工作时间长短来算,在英国,投资于珍妮机的年化收益率超过30%,回报甚为丰厚。

  在其他国家,情况并非如此。仍以英国的老对头法国为例,由于工资相对资本品价格的比值较低,投资新型纺纱机器的激励看起来就要小得多了:同样的珍妮机,在法国相当于工人约311天的工资。借用前面的计算方法,同样是投资这种机器,在法国的年化收益率只有2.5%,还不如投资部分债券或年金。在东方的印度,机器化生产的效益就更低了:由于当地的工资十分低廉,投资珍妮纺纱机在当地的年回报率是-0.5%投资即亏本。

  从这个角度看,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发生于英国,原因是工人阶层生活状况的极大改善。当时法国人的牢骚,概括了这一理论的精髓:“英国人很有钱,可以经常吃肉、喝啤酒;穷酸的法国人只能以蔬菜、汤果腹,渴了也只能喝些水。”艾伦的“高工资”一经提出,便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近年来的一些新,却在同一问题上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在分析织工工资等基础数据时,艾伦的讨论或许不够全面。

  在一篇即将刊出的研究中,亨弗里斯和施奈德重新审视了已有的织工数据估计。他们发现:传统的计算结果通常基于当时的报刊、书信等记载,然而,这些资料常常是靠不住的。理由至少有二。首先,这些数字许多都源于假想的场景。在提到织工工资时,当时的许多文章通常是如此开头:“假如一名织工足够勤勉”、“对一个能干的工人来说”这意味着其中提到的,常常只是织工中最精明强干的那部分才能拿到的数字。这会导致结果高估。

  其次,工坊主常常会哭穷。无论织工工资涨落,他们永远都嫌弃用工成本太高。两位经济史学者提到了一个颇有趣味的例子:当时有个服装业老板叫瓦斯尼。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因工资的上涨“大吐苦水”,称自己上一年的利润“腰斩”,从200镑掉到了100镑。然而,由于卷入纠纷,法院的卷保留下了他的真实经营记录:他上一年的线镑;今年的线镑。前述“哭穷”,不可信。

  如果只依赖来源相对单一、立场存在偏倚的资料,相关的估计势必要出现误差。为了纠正这一点,二位学者几乎穷竭了目前可得的、反映工业革命前夕织工待遇的几乎所有资料:报刊的记载、商户的账簿、的记录、慈善机构的经营账本,等等。结论相当明确:1550-1850年间,英国织工的工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同时,以往的研究大大高估了当时织工的生产率,幅度达到了3倍。考虑这一发现,前面的“高工资”看来有些站不住脚了。

  纺织业的意义远不止于个例。根据Muldrew的估计: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后期,从事纺织业的人口数目翻了三倍有余。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近70%的贫困女性在这一行业工作;贫困家庭的所有收入中,约有三分之一来自纺织值得注意的是,同期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增幅,远不如纺织业。总之,尽管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准确实很有可能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但这一时代特征本身或许不足以革命。这一领域还有待学者的进一步探索。

  工业革命为英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带来了什么?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准确估计并比较革命前后英国人收入的变化。在这一议题上,克拉克2005年发表的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209-2004》这一标题无疑是对恩格斯的经典的致敬堪称一座里程碑。为了构造这一长达800年的工资序列,他收集了46000余个有关工资的历史记载。为了平减物价计算真实工资这一指标,他还收集了90000多项商品数据及20000多个房租数据。

  对应的估计结果佐证了他自己的观点:工业革命是经济史上唯一重要的事。以1860年时英国工人的平均真实工资作为基准值,记为100。在此之前,工资从来没有高于这一水平:除黑死病后大约为期100年的上升外,线间徘徊。具体到工业革命前夕:1760年时,工资水准大约是60;之后的50年间,工资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1810-1860年间,工资开始呈现上升趋势;1860年之后,工资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线上涨。

  根据克拉克的估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推进的1770-1860年间,英国工人的线年,这是一项非常可观的涨幅。尽管当时的思想家对差距充满了忧虑,克拉克认为:他们是没有预见到美好的未来。在马尔萨斯写作《人口论》和李嘉图写作《经济学原理》的年代,工人真实工资一直在上升;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充满战斗气息的《宣言》的时间点,正是工人工资开始直线攀升的前夜。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工业革命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相当美好的图景:造就富翁的同时,社会中下层也能从中获利。可惜,在基础数据方面,他可能和前面提到的艾伦犯了相似的疏漏;更有意思的是,指出这一点的恰恰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被别人的艾伦。2009年时,艾伦发表研究,提出了“恩格斯停滞”这一概念,指出克拉克高估了工业革命为工人阶层带来的益处。在发表之前,这篇研究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副标题: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看法。

  问题主要出在商品篮子的选取上。以食品消费为例,克拉克选取了三位学者对当时英国普通家庭的食品开支比例的估计,以三个数字的算术平均作为食品开支在篮子中的权重。然而,克拉克支出:这些估计针对的家庭并不“典型”。比方说,根据其中一位学者的估算,当时英国家庭的食品开销只占总收入的12.5%。然而,他选取的样本家庭,平均收入高达54英镑;相比之下,当时英国社会全体家庭的收入分布,中位数只有10英镑。

  这一偏误不是个例,除食物以外,克拉克估算为照明、衣物、啤酒等开销选取的权重都有偏颇。调整这些开支以后,估计结果确实显得比克拉克的要“悲观”许多:1770-1860年间,英国工人的线%。在技术突飞猛进、富批涌现的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人阶层的线%!以这个结果作为参照,《人口论》、《经济学原理》及《宣言》等作品的大批涌现,也就显得非常有现实基础了。

  社会整体的分配格局如何变化呢?艾伦同样对这一点做了估算:1800-1860年前后,英国的P中分配给劳动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三分之二下降至不足一半;与此同时,资本在报酬中“切走”的比例持续上升,从初始时的不足五分之一上升至一半有余。在《宣言》发表的年代,英国P中分配给资本的比例甚至超过了分配给劳动的比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从这个角度看,几代工人阶层从工业革命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另一方面的研究结果放大了这一“悲观结论”:同一时期,尽管许多商品的价格都在下降,但富人消费的产品降幅明显要更大。前述关于真实工资的估计,不能完全反映这一点。根据Hoffman等学者的估计:在当时的英国,糖、白银、仆人、丝织品等主要由富人消费的商品或服务,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仆人工资平均下降了37%,银价直落69%,糖价更是下降了85。相比之下,房租、燃料、肉等基础消费项目,价格许多反而上升了。

  为了精确反映这一变化,仿照“真实工资”这一概念,Hoffman等学者计算了当时英国的“真实不平等”指数:选取富裕阶层的消费篮子,再选取普通工人阶层的典型消费篮子,然后计算两套消费方案价格指数的比值。以1500年时的1.5作为基准值,他们发现:之后的300余年间,英国的“真实不平等”指标一直在增加。19世纪上半叶,这一比值跌至最低点,在0.8-0.9之间震荡。不同阶层间的真实生活水平的差距,很可能比前面显示的还大。

  总之,仅从家庭收入及消费的角度看,近年的研究更倾向于“悲观”的论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工业革命并没有为占社会大多数的人口带来多少益处。了解这一背景后,我们就不会奇怪这则轶事的广泛流传了:面对因面包供应不足而的群众,法国皇后安托万内特答曰,“那可以让他们吃蛋糕”。技术进步的方向远非中立,“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在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世界里,技术引发的反而是悲苦与。

  工业革命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美好的进展与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革命的好处难以夸大,技术的力量亦超出想象。然而,对工业革命前后的深入剖析,也会我们许多过分美好的想象:催生变革的可能不是所谓“要素价格失衡”。如果事实确实如此,所谓的“创造性”,“创造性”的一面所占的比重也就没那么高了;广大工人阶层也几乎没有因为工业革命收益。他们的真实收入几无上升,消费的许多日常商品价格也没有因为革命出现显著下跌。

  我们都期待新的“工业革命”能去芜存菁:在利用技术提升日常生活水平的同时,尽量减少经济结构转型对大众的冲击。然而,经济学家近年来的一系列观察,已足以我们的忧虑。比方说,奈曼等两位经济学家发现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自1975年以后,劳动报酬占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1975年前后,劳动大致分走了总产出中65%的部分;到2010年以后,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不足60%了。在部分国家,这一降幅更加剧烈。

  前面提到的“真实不平等”的扩大,同样存在于当代世界。在一篇即将刊出的研究中,利用精细的商品消费和价格变动变数据,贾拉维发现不同收入阶层面临的通货膨胀程度有显著差异。收入最高的这部分家庭可以率先享受到技术革新:他们消费的产品价格降幅最大、新品推出的速度也更快。根据贾拉维的估计:相比收入位居社会最后四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在社会前四分之一的家庭,面临的年通货膨胀率足足要低0.9个百分点。

  当然,相比历史,这一次技术革新也呈现出不少正面的差异。一方面,根据近年来多项研究的估计,尽管互联网等技术革新确实导致了不同职业数量的相对变化,总体的职业数量却并没有减少当然,如此的结构变迁,仍然会对部分群体造成“阵痛”;另一方面,由于电脑及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广泛普及,大部分群众能够直接享受到最新的技术免费的搜索引擎、通讯软件,等等而这些实惠又未必会体现到现行的统计项目中。

  总之,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悲观”立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消极地看待正在进行的第三次、乃至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领域的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最终结论离我们尚且遥远。然而,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占社会多数的群体甚少分享到技术进步的”这一事实足以我们:如果新的浪潮确实是一场类似的革命,避免社会陷入激烈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将日益成为重要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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